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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勃骈文创作的生成动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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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09-10-17 20:04:25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王勃骈文创作的生成动因

□ 杨晓彩

    关键词:王勃 骈文 诗性精神 文学精神


  摘 要: 王勃的骈文作品,深受其家学传统、生活遭遇、创作心态的影响,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,分别是教化精神、诗性精神、文学精神的表现。当诗性精神和文学精神有机结合,其骈文则放出灿烂光辉,达到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。
  
  居于“四杰”之冠的王勃,虽命短,但才长,创作的作品千古流芳,受到人们高度赞誉,尤其是骈文冠绝古今,仅《滕王阁序》一篇就折服许多人,被誉为“绝唱”。明代杨慎曾云:“使勃与杜、韩并世对毫,恐地上老骥,不能追云中俊鹘。”王勃为什么能在极其有限的生命历程里拥有如此之高的创作成就?除了才长之外,是否还有一些深层的原因?本文试图从文学生成动因的角度解释这个问题。
  
  一、王勃骈文是教化精神的体现
  
  王勃有着渊源深厚的家学传统。他在《送劼弟赴太学序》中:“吾家以儒辅仁,述作存者八代矣,未有不久于其道,而求苟出者也。”此外,他还深受关陇儒学的熏陶。关陇儒学延续汉学,经过苏绰、苏威父子及牛弘、辛彦等人的传承努力,加入隋唐统一混合的文化,蔚然成为独立的一源。无论关陇儒学还是河汾之学,“王道仁政”都是其核心精神,因此王勃从小就树立了以道自任的人生理想。他通过书、启、论等文体表达经世致用的思想,体现出强烈的教化精神。
  麟德元年初,刘祥道巡行关内,14岁的王勃写就《上刘右相书》,指斥时弊,表达政治主张和政治见识,第一对频繁用兵高丽提出异议,直陈其严重后果,连年战争,损耗巨资,增忧乏乐,弊多利少。第二列举当时政治种种弊端,提出信赏必罚、威振雷霆、树仁明之长的清明政治设想。第三对农商经济中分配不均的现象表示担忧,提出严刑峻法、沿风正典、远弘教旨、大变流俗的对策。第四提出“御天下者,必待人也”的观点,建议朝廷招贤纳士。政见虽然尖锐,但却条理清晰,有理有据,有指斥有建议,体现出王勃杰出的政治才能和卓越的治国方略,强烈的仁政思想和爱民意识,显示出浓厚的教化精神。难怪太常伯刘公“见而异之,曰:‘此神童也。’因加表荐”。
  王勃在沛王府奉教撰《平台秘略论》十首,他认为:“文章经国之大业,不朽之能事,而君子等役心劳神,宜于大者远者,非缘情体物,雕虫小技而已。”尤其强调文学经世教化的功能。咸亨二年撰写的《上吏部裴侍郎启》,同样强调“文章之道”,认为文章乃“甄明大义,矫正末流,俗化资以兴衰,家国由其轻重”的不朽事业。可见他的骈文体现着浓厚的教化精神。
  
  二、王勃骈文是诗性精神的表现
  
  早年的王勃年轻气盛,锐意进取,有兼济天下的宏愿。然而在沛王府时日不久,因一纸无足轻重的游戏文字就被驱逐出来,锦绣前程无端地被断送,建功立业的梦想被击得粉碎,政治热情和渴望被无情地泼上冷水。王勃满腔的忧郁和愤懑郁结于心而发于文,因此他在西游蜀地时创作的作品,绝大多数都体现出浓烈的诗性精神。
  关于诗性精神,姜剑云师有详细的论述,他认为:“诗性精神是指出乎原始冲动的、自发的抒发情感的精神。”“这种原始诗性精神表现为因了抒情言志的驱动,主要在于为了满足自我的精神的减压、心灵的释放,说到底,是为自己的。”王勃早年文学作品中表现出的教化精神有所减弱,诗性精神却十分浓郁强烈。杜晓勤先生曾指出:“当四杰被迫远离宫廷、蹭蹬下僚的时候,其诗文创作观念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,他们开始侧重于诗赋‘述怀言志’的抒情功能。”
  《春日孙学士宅宴序》云:“若夫怀放旷寥廓之心,非江山不能宣其气;负郁怏不平之思,非琴酒不能泄其情。”郁怏不平、悲愤难忍,想要发泄、释放,于是在江山、琴酒中放松心情,更重要的是“情动于中而形于言”,志郁心中,不得不发,乃写诗作文聊以自慰。《秋日游莲池序》中:“酌浊酒以荡幽襟,志之所之;用清文而销积恨,我之怀矣!能无情乎?”坎 之气非清文难以销解,幽积之恨非清文难以荡涤。写诗作文对王勃,太迫切也太重要,唯此能消愁,唯此能安慰自我。他也曾在江山、琴酒中得到暂时慰藉,但极富诗人气质的王勃,最终选择诗歌文赋作为最好排忧解愁的工具。
  王勃抒发的忧虑和感慨,概括起来,就是“抚穷贱而惜光阴,怀功名而悲岁月”(《春思赋》)的坎 之气。有志无时的悲痛对于王勃刻骨铭心,难以消解。《守岁序》中,王勃发出“悲夫!年华将晚,志事寥落”的慨叹,这是志远而心屈,才高而位下的人面对一年将尽时的喟叹,无可奈何而又心有不甘。
  这满腔慷慨难平之气,不甘沉沦的痛切,正是魏晋以来士大夫们普遍失去的情感,也是南朝文学作品中广泛缺乏的内容,当它出现在初唐诗人王勃笔下,立即放出熠熠光彩,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。

     三、王勃骈文是文学精神的表现
  
  尽管王勃强调文学经世教化功能,在骈文中自觉地体现出教化精神;但在壮志难酬、仕途失意、忧愤不平之时,他自发地选择文学作为排忧解愁的工具,抒心志、发感慨,作品真挚感人,深沉醇厚,是诗性精神的表现;而他逞才遣辞,亟欲表现自己超群绝伦的文学才华时,创作的作品则花枝招展、华美典丽,表现出浓郁的文学精神。所谓文学精神,姜剑云师也有论述,他认为:“文学精神是指为了艺术与审美的,自觉为文的精神。”《采莲赋》表现了突出的文学精神。
  赋前的小序表明创作意图,尽管历史上关于芙蓉的赋很多,但无非都是“权陈丽美,粗举采掇”,王勃玩味再三,很不满意,决心压倒“众制”,展示才华。
  文章首先描绘出一幅田田莲叶荷花生长图,黛叶红葩,密密丛丛,生机勃勃。风光无限,吸引人们争先恐后去采莲。紧接着,正面描写采莲盛况,列举不同的人面对莲花产生的情思。金室丽妃、璇宫佚女,她们惊奇叹息,惊香悼色,畏别伤离;泽宫年少,期门公子,则使绿珠捧棹,青琴理舳,呼朋唤友,相邀采莲;南鄢义妻、东吴信妇,难以忘掉心中的忧愁,“眷芳草兮已残,忆离居兮方苦”;而倡姬荡媵,掇翠茎,袭朱萼,“愿解佩以邀子,思褰裳而从君”;贵子王孙,叨舷击榜,发文赋诗,色震百草,香夺九芝。
  作者浩浩瀚瀚,用华美典丽的词语描述以上种种人的所做所想,最后归结到自身。今非昔比,现在只感到故乡寥落,生涯惆怅,希望永洁自身,长寄君王。以“采莲歌”作结,借莲花自况,微露心意,委婉含蓄,信心十足。
  此赋借采莲生发,无限拓展时间空间,构筑宏伟壮大,内容浩瀚宏博,文辞繁华典丽,纵横驰骋,左右逢源,铺排浩大,洋洋洒洒,成为王勃赋中的巨篇,受到当时和后人的称赞。《旧唐书·王勃传》云:“上元二年,勃往交趾省父,道出江中,为《采莲赋》以见意,其辞甚美。”充分展示了作者纵横奔放的浪漫气质和超群绝伦的才华,正所谓“感物造 ,材知深美”。蕴含着浓郁而强烈的审美和艺术品味,是文学精神的突出表现。
  
  四、王勃骈文是诗性精神和文学精神的浑融统一
  
  一旦强烈的诗性精神和积极的文学精神有机重合,王勃的骈文则发出耀眼光芒,质文相生,文情并茂,《滕王阁序》就是如此之经典作品。
  全文前半部分描述滕王阁的地理形势及自然风光,开阔雄放富有诗情画意。“豫章故郡,洪都新府”。古今对比,追溯历史,描写现实;“星分翼轸,地接衡庐。”天上地面,具体交待地理分野;“襟三江而带五湖,控蛮荆而引瓯越。”一水面,一陆地,突出地势开阔;“物华天宝,龙光射牛斗之墟;人杰地灵,徐孺下陈蕃之榻。”一虚一实,形容人文色彩浓厚。雄放的气势中有高低抑扬的节奏感,给人以深刻的印象。

     滕王阁风光壮丽,“层台耸翠,上出重霄;飞阁流丹,下临无地。”从上到下,突出高峻险恶。“鹤汀凫渚,穷岛屿之萦回;桂殿兰宫,即冈峦之体势。”由水面到陆地,形容建筑利用山形水势,恰到好处。“披绣闼,俯雕甍。山原旷其盈视,川泽纡其骇瞩。”运用拟人手法,烘托滕王阁宏伟的气势,令人叹为观止。综合使用多种艺术手法,文章雄浑壮阔,流光溢彩。
  登上滕王阁,眺望四周景色:“云销雨霁,彩彻区明。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。渔舟唱晓,响穷彭蠡之滨;雁阵惊寒,声断衡阳之浦。”动静交织,声色并茂,开阔而富有生机,绚丽多姿而情思渺渺。尤其是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”,向来为人称道。叶大庆评价说:“盖勃之言,所以摹写远景,以言远天之低,故鹜之飞几若与落霞齐尔。如诗人所谓‘新月已生飞鸟外’,‘鸟飞不尽暮天碧’,曰‘乾坤万里眼’,曰‘一目略千里’之类,以见兴致高远如此。……勃下句云‘秋水共长天一色’,亦以远水连天,上下一色,皆言滕王阁眺望,远景在缥缈中,如此奇也。故当时以其形容之妙,叹服二句,以为天才。”
  后半部分转而抒发内心情志。“天高地迥,觉宇宙之无穷;兴尽悲来,识盈虚之有数。”总结描写自然风光,转向抒发内心情志,熨帖妥当。整段文字隶事用典,明言暗喻,贴切地表达时运不济,有志难伸的遭际,抒发郁结于心的愤懑与忧怨。  
     全文写景、叙事、抒情相互交融,组成统一整体。写景气势雄壮,绚丽多姿,粗线条勾勒中有精雕细刻之处,描写角度富于变化,表现手法多种多样,意境苍远浑成。叙事前后照应,首尾衔接,行踪清楚明白。抒情委婉曲折,跌宕起伏,有低沉的感慨,也有深沉的希冀,读之既令人感伤同情,又让人赞叹不已。整体看来,全文犹如一颗璀璨明珠,光芒四射,大放异彩。
  王勃何以能把诗性精神和文学精神结合得如此完美,相生相得而又无迹可寻?我认为有以下几方面原因:
  首先,与初唐的社会风气和文学氛围有密切关系。《旧唐书·文苑传》云:“爰及我朝,挺生贤俊,文皇帝解戎衣而开学校,饰贲帛而礼儒生;门罗吐凤之才,人擅握蛇之价。靡不发言为论,下笔成文,足以纬俗经邦,岂止雕章缛句。韵谐金奏,词炳丹青,故贞观之风,同乎三代。高宗、天后,尤重详延;天子赋横汾之诗,臣下继柏梁之奏;巍巍济济,辉烁古今。”朝廷礼儒生而纳人才,使得文学事业空前繁荣,文学作品韵谐金奏,词炳丹青,不再局限于雕章琢句。尤其是高宗、天后尽揽天下之士,庶族寒士凭借自身才华,把以才气为主的诗赋、时策作为进身工具。浓厚的文学氛围,为王勃的创作提供极为有利的条件。
  其次,与士人的主体精神有关。士人的主体精神张扬,普遍积极进取,昂扬向上。他们有着强烈的功名意识,希望早日建功立业,实现人生理想。开明的择士制度又给予他们无限憧憬和希望。如此人格精神反映在作品中,作品便充满对自身前途命运的关注和思考,特别是失意时怀才不遇的感叹和不平之气的抒发。
  最后,与王勃的生活经历和个性特征有密切关系。王勃遭受了几次仕途的坎坷和磨难,心中蕴积着强烈的愤懑和忧怨,作品中注入浓烈的思想感情,这正是诗性精神的最好诠释;同时,王勃恃才傲物,遇事当仁不让,《滕王阁序》就是作者展示自己超群绝伦文学才华的产物。《新唐书》本传云:“初,道出钟陵,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阁,宿命其婿作序以夸客,因出纸笔遍请客,莫敢当,至勃, 然不辞。都督怒,起更衣,遣吏伺其文辄报。一再报,语益奇,乃矍然曰:‘天才也!’请遂成文,极欢罢。”在这里特别强调客人都莫敢当而独有王勃 然不辞,欣然提笔,作品中美言佳句频频出现,使一座皆惊,《滕王阁序》被誉为“不朽”的“天才”之作。因此,《滕王阁序》又表现出浓郁的审美和艺术特点,是文学精神的具体体现。

  综上所述,王勃的骈文创作千姿百态,异彩纷呈,不同时期、不同心态下创作的骈文表现出不同的特点,分别是教化精神、诗性精神、文学精神的表现。当诗性精神和文学精神有机结合、浑融统一、契合无间时,他的骈文则放出灿烂光辉,达到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。


  (责任编辑:吕晓东)
  作者简介:杨晓彩(1971年- ),河北大学人文学院在读博士,山西省忻州师范学院副教授,研究方向为唐代文学。

  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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